塔影书香逐梦来——漫忆河大读书生活
--王志俊
前几日有暇，我在书房翻捡，发现了一张河南大学（时名河南师大）校报编辑室发的稿酬通知单，时间是1984年1月19日：
王志俊同志：
来稿《给老师》已被本报八三年第十八期刊用。请您接到此单后即到校报编辑室领取稿酬1.5元。望今后加强联系。多为本报撰稿。
谢谢！
《河南师大》稿酬通知单
这张简朴的铅印稿酬通知单，如今已泛黄。它静静地躺在我的大学日记簿里，把30多年前的大大喜悦和小小成就感封藏至今!
循此线索，我又查找到了发表的作品剪报。这首《给老师——写在贺年片上》，是为中学老师祝贺新年时，我即兴写下的8行小诗：
也许老花镜会把问号放大：
这是从那儿飞来的鸽子？
您记忆的暗箱里该贮存着
一个和您的故事打赌的孩子。
农人会捧着谷粒般饱盈盈的收获，
让笑声在皱纹里流蜜；
我的祝福来自您播种的田垅，
希冀着将您的斑鬓染绿。
一张稿酬通知单，一首小诗，勾起了我的幸福回忆。它让我穿越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母校河南大学读书的岁月，也激活了当年徜徉在美丽校园的那个文学青年的几多梦想！
1980年8月底，我穿着母亲在煤油灯下纳成的布鞋，用床单兜着她一针一线缝制的被褥走出家乡。为了能一早赶车，父亲先是骑自行车载着我到他任教的学校住下。次日清晨，他在大路边拦下一辆长途公共汽车，看着我挤上车，直到车开出很远了还站在那里目送。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父母不舍，我也惴惴不安，但更多的是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的美好憧憬。我用一块四毛钱买了车票，没有空座，多半时间是挤站在过道里，一路颠簸到达一百多里外的开封汽车站。在车站广场，热情的学长引领我登上接新生的校车，进入明伦街的河南大学校园。我4年的大学生活由此开启。
我被录取到数学系。其实我在文科方面颇有基础，1977年秋全国恢复高考时，14岁的我在父亲的鼓励下，抱着“试试”的心态走进文科考场，虽然不会高中数学，但凭着语文试卷中作文《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的高分以及其它科的自学成绩，竟然考出个大专分并参加了录取前的体检，这在当地引起小小的轰动。因为是考前报的志愿，我立志非本科不上。第二年考文科还是上的大专线，索性不再参加体检。当时，国家刚刚结束十年动乱，百废待兴，亟需科技人才，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号召“向科学进军”。著名作家徐迟推出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讴歌数学家陈景润攀登科学高峰的动人事迹，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社会上流行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头禅，学习成绩好的同学纷纷优先选考理科。我的父亲教高中语文，却极力要求我在理科上下功夫，谆谆告诫我“学理科有前途”。受此深刻影响，我发愤学好数理化，成绩也得到迅速跃升，曾参加过扶沟县和周口地区的数学竞赛并获奖。高考时，语文、政治、数学、物理、化学各占100分，外语折合30分，我考了409.15分，在全县理科考生中也属名列前茅，只因在重点大学的志愿栏最后填报了刚更名的河南师范大学，“离家近、保个底”，便被录取了。后来听说是河南省为了扶持师范教育截留了高分学生，只要填报了河南师大先录再说，前面所报全国知名高校华中工学院、西安交通大学等根本未看到我们的档案。有的高分同学因为在重点大学的志愿栏里填有“同意调剂”，便莫名其妙地被挖到这所当年才获首批录取资格的学校。接到通知书，高中老师都为我惋惜：“亏了！”我亦极不情愿，当晚在床上大哭了一场，怏怏不乐许多天。
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有学上，已不错，既入校，则安之。遍览古色古香的校园，蔚为壮观的大礼堂，绿树掩映的图书馆，风情独特的东斋楼，终结科举的贡院碑，还有耸峙在一墙之外的北宋铁塔，都让我感到新鲜、好奇，心底的不快也平复了许多。老师们说，铁塔也是我们学校的象征，自1912年建校以来，河大的校友们遍中州，都以“铁塔牌”自诩为傲。在开学典礼上，历史学家胡思庸教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他的一句勉言“你们是时代的宠儿！”，更令我和同学们激情满怀。的确，当年全国高招录取人数只有二三十万人，作为迈入大学之门的莘莘学子，我们是幸运者。
氤氲在校园的学习气氛十分浓厚，扑面而来的是满园书香！大家崇尚知识，如饥似渴地读书求知，图书馆里借书的同学排起长队，阅览室需要先放上书包“占座”，自习时的阶梯教室各年级济济一堂却鸦雀无声，花园里许多同学在讨论问题，夜间总有人借着路灯的光亮在朗读英语。在十号楼，每晚都有读夜大学的社会青年蜂拥而至，不少人甚至无惧风寒站在教室的窗外坚持听课。我们之前的七七级、七八级学长们因为“文革”耽误了学业，年龄大的已有了家室，仍发奋钻研，个别人甚至由于压力太大患上神经衰弱症而不得不暂时休学。耳濡目染，备受激励，我暗下决心，不负韶华，努力学有所成。
数学系在全校11个系中也许是最“烧脑”的了。在学习过程中，得益于老师们循循善诱的加持，我们领略了高等数学难以言表的深奥之美，品味过依据强大逻辑性求证解题的快乐，但也深感每门课程学起来都是在向未知领域艰难掘进。老师在黑板上推理证题时还难免出错，坐在讲台下的我们脑子稍有溜号，就有可能跟不上老师演绎的思路，接下来就赶不上趟了，课下要费很大的劲儿“复盘”或请教同学才能补上。做作业的过程更是“虐心”，有时老师布置的仅有一道题，但静坐自习室一个下午苦思冥想，在演草纸上推来演去仍不得其解，真是郁闷至极，只好耷拉着脸找到老师辅导讲解。结业考试很严格，最担心的是能否及格，所以每临期末备考时多为愁眉不展，心情沉重。记得有门课出题过难，一位向来学习认真的女同学知悉未考及格时，当场即哭出声来。大二暑期，我留在学校为住进宿舍楼的高招改卷老师服务，看到本系七九级的一位学长把补考通知贴在宿舍床头，以警示自己在假期留校专心复习，争取开学补考时“过关”。前车之鉴，我如履薄冰对待专业课程学习，一路严防死守、硬啃细嚼，躲过了补考的“悲摧”。大四时选修孙荣光教授主讲的《模糊数学》，很喜欢他的授课风度，讲到得意时，先生会优雅地抽上一口烟，从自编的讲义中抽出一个英文信封：“这是数学家Cader先生给我的来信，与我商榷这个问题······”1993年夏天我与孙先生在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校庆活动中意外相遇，他时任河南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已对我这个“粉丝”印象不深，当我讲了这个细节后，先生竟有些羞赧之色，继而又哈哈大笑。我对这门课颇为用心，考试成绩为94分，至今还完整地保留着学习笔记。
现在回想起来，学习就是一场艰辛的探索、艰苦的攀登、艰难的修行，需要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绞尽脑汁，如果轻轻松松、谈笑风生、不求甚解，又能学到多少东西、汲取多少教益、得到多大提升？正是大学高强度的专业学习训练和精钻细研，才造就了数学工作者严谨细致、缜密精进、锲而不舍的独特气质，我本人亦觉得在养成逻辑思维、提高学习能力、培育进取精神等方面受益匪浅。
课堂是肃静的，考场是残酷的，但宿舍是欢快的。我住的宿舍三易其址，初入学时在东日字院西北角的一间大屋子住了一阵子，有十几位同学共住。后又搬至最北边靠东部的一幢宿舍楼，记得是401房间，系该楼的顶层西北角，院墙外即是铁塔公园，褐色的琉璃塔披着近900年的历史沧桑巍然屹立，站在窗前能清晰地看到栖息在塔檐上的飞鸟，夜半醒来可听到悬挂风铃的叮叮当当。现在想来，即便是那时的冬夜寒风嗖嗖，抖缩在被窝中的我们有铁塔风铃入耳，也算是颇有意境的体验吧。约在大三时，我们又搬迁到校园西南部的宿舍楼，临窗北望即是政教系和地理系的拐角楼，这里离数学系的办公区和教室更近了一些。同舍的室友虽有个别调换，但大体稳定，大伙儿有课时结伴去教室，自习时则各奔东西，晚上归来是最热闹的时刻，被各种数学公式和定理纠缠的大脑就此舒缓，一天的新闻集中交流，同学的来信有时可以公开传读，好友、老乡也来回访谈，洗衣服、擦皮鞋、互相逗着玩，让被双层床和自修桌挤去大部空间的宿舍充溢着生活气息。头发长了，会把自备工具“修理”过多位同学脑袋的张淮请来理发，淮哥手拿推剪炫技的同时最爱听旁观者夸奖。室友们互谅互让，相互关照，我也曾献出小小的稿酬买暖水瓶等作为宿舍公用。另据我的日记载，本文开头提到的那首诗1.5元的稿费被段海声捎回来后，我到学校门口小摊上买了葵花籽、爆米花和一把水果糖，摊在宿舍的桌面上请大家分享，嘻嘻哈哈地算是请了一顿客。穷学生日子清苦，一个月十七八块钱的伙食费要精打细算地省着点花，肚子里缺油水，太容易满足了。
我们宿舍7位同学中有3位后来读了博士，其中年龄最小的蒋里强现在是解放军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的教授，南阳方城籍的臧振春现任周口师范学院院长，老家浚县的王长有则是在毕业10年后发力，考进中国人民大学读研，成为我系的第一个西方经济学博士，现在国家审计署工作。王博士当年学习刻苦，《微分几何》课程有次作业大家普遍出错，宋鸿藻老师集中辅导时在黑板上写了：“标准答案——王长有”，并特意拖着英文腔念道“Wang--lang--have”。我是长有的入团介绍人，如今我俩一个戎装在身，一个供职国家机关，却居住在北京一条街的南北两头，几年前我还客串主持了他儿子的婚礼。我们老哥俩过些日子便相约小聚，酒酣耳热之际，便会提及“40年前铁塔边读大学那会儿······”这是否有点人生戏剧性？恢复高考制度以来，一九八零级平均入学年龄应属最小，15岁的杨瑞因第一志愿即报河南师范大学数学系而被《河南日报》报道。我们系110余人中，许多同学天资聪慧，毕业后工作努力，成绩斐然，在教育战线大显身手，不少人还走上领导岗位，如阎恒任河南省国防科工局领导，臧振春、王天泽、张锟、肖泽昌、刘炜等先后出任河南省高校的领导，而卢克平最终回归母校河南大学任党委书记，是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省委委员，这可否归纳为“数学系八零级现象”？我们宿舍楼一层住的是新成立的教育系学生，几个年级加起来也不足百人，居然有4位在20年后跻身国家教育部司局长之列，其中的宋德民更是荣升教育部副部长，王定华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郭戈主掌中国教育出版社多年，杨银付深耕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他们堪称校友翘楚。前些年在京校友相聚时，我们共同忆及河大时代的“楼友”往事，虽旧梦依稀，仍备感亲切！
雄踞校园中央的大礼堂给我留下了许多记忆。这里每到周末会放电影，大家热热闹闹地入场，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享受轻松、快乐时光。我喜欢看电影，有时图省钱，买了5分钱一张的丙票，在边边角角的座位上看着不爽，便拿张报纸坐在过道上观影，也看得津津有味。全校性的活动多在这里举行，有几场风景迥然的报告会印象最深：历史系的著名教授胡思庸、毛健予先后开讲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的若干问题，但台下声音嘈杂，两位学界权威面露愠色，不得不中断讲课，几次提醒听众注意秩序。被河南省授予“人民的好医生”称号的郸城县医院周礼荣院长，讲述自己大学毕业后扎根基层几十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事迹，他不单是刻苦钻研显微接肢手术的医学专家，也是个接地气、善用诙谐幽默语言讲亲历科学实验、治病救人故事的段子高手，报告会笑声不断、掌声起伏，“我要让手术刀永远闪耀着革命人道主义的光辉！”，地道的河南腔让大家忽略了他原本“阿拉上海人”。上甘岭战役英雄连长张继发（电影《上甘岭》中“张忠发连长”的原型）作革命传统报告时，老英雄以平白直叙、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志愿军官兵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坚守上甘岭同美国侵略者殊死博斗的英勇故事，可歌可泣，感人肺腑，深深地打动了全场听众。报告会持续3个多小时，又值冬季寒意袭人，但礼堂内秩序井然，大家凝神聆听，入耳入脑，堪称是一堂成功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大课。陈景润，被誉为“摘取数学王冠上的明珠的人”，应系主任刘亚星教授的盛邀，1983年10月中旬受聘为我们系的名誉教授（同学王天泽后来成为他的关门弟子），在大礼堂做了一场学术报告，全校轰动。大家争先恐后，鱼贯而入，冲破了检票卡口，门口落下挤掉的十几只鞋子和多枚校徽，可谓斯文扫地，只为一睹这位被国家领导人关注的“科学怪人”的风采。陈大师不善言辞，语言急促且有些含混，对自己纵横驰骋的数论领域却得心应手，靠默记几次及时纠正助手在黑板上的推演，相信许多人没有听懂他说的话，对他讲的学术问题绝大多数人不明就里，学数学的我亦不甚了了，但礼堂内座无虚席，过道和角落里挤满了踮起脚尖的热情观众，展现的也许算是最燃爆的“明星效应”了。报告会一结束，我疾笔写就《他有一颗火热的赤子心——陈景润讲学侧记》，经数学系党总支审核盖章后，急送到《开封日报》社投稿，看到认识的齐遂林编辑正埋头赶写《“世界冠军”的风采——数学家陈景润印象记》，我的稿子便成了他参考的素材。
我刚入学时所用书包是个银灰色的人造革提袋，后改为一个较大的草绿色挎包，因为装的书渐渐多了起来，除了数学教材、参考书和作业本外，更多的是社科类书籍和读书笔记。为了开阔知识视野，我抱着浓厚的学习兴趣，有计划地从图书馆借来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罗国杰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吴祖谋的《法学概论》等教材或相关书籍，坚持自学通读。上午课间大休息时，我爱跑到系办公室去浏览当天的《中国青年报》、《参考消息》等报纸，了解时事新闻，个头不高的刘享林老师总是热情相让：“报纸刚来，你先看吧”。为了挤时间多读点书，通常中午不休息，在食堂吃过饭后，即直奔图书馆阅览室，用鼓囊囊的书包占住座位，便在走廊翻阅报架上的各种报刊，困了就趴在座位上打个盹儿。待大家陆续到来时，抖擞精神开始做老师布置的数学作业，并预习明日相关专业课程。待数学功课做完后，便可心安理得地享受另番滋味的非专业时光了。晚上也多是在阅览室度过，直到管理员反复催促才离开。课余时间我关注着海报信息，爱跑到其他系听讲座。校团委、学生会举办的“大学生百科知识讲坛”，邀请校内外专家讲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萨特存在主义、欧美古典音乐、西方名画欣赏等，主讲者或讲稿一叠娓娓道来，或提着双卡录音机播放名曲片段，或放幻灯片展示美术名作，每场皆折服台下，深受欢迎。我算是执着的“追座”一族，是那个提前入座或挤在走廊、站在窗边努力听得更清楚些的知识拥趸。
当年的读书笔记
活跃的校园文化丰富知识，增智怡情，也唤醒了蛰伏在我心底的文学梦。我洗得褪色的挎包里装过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杨周瀚等著的《欧洲文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选》和《西方文论选》等，认真地品读过莱辛的《拉奥孔》，摘录过《别林斯基文学批评集》等，并以此为线索，利用课余或假期选读了一些大部头的中外文学名著。为了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我尤为喜欢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每每遨游在文学巨匠们笔下的异域世界，与小说中的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不闻窗外喧嚣，不察暮色已临，不觉饥肠辘辘。
我曾检遍学校图书馆的外国诗歌类登记卡，将馆藏的外国诗集列成书单，按图索骥逐册借阅，怀着朝圣之情，拜读雪莱、海涅、普希金、莱蒙托夫、惠特曼、泰戈尔等伟大诗人的传世之作，并整篇大段地摘抄在专备的笔记本上，有空时反复诵读，击节叫好。学校有一个新华书店设的书亭，我隔三差五地就会遛过去，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新书到货，每次上架的诗集也就几本，有时会因迟到一步被他人抢购而去，此后再也等不到了，留下小小遗憾。《世界抒情诗选》、《西方爱情诗选》、《歌德诗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等即是由此买来，而遍寻不得的《拜伦抒情诗七十首》则是从长沙的一家诗歌书屋邮购的。1983年2月2日，在开封市书店街的新华书店，我看到了心仪已久的但丁《神曲》，只因囊中羞涩，与那位热情且有文学素养的售书大叔站着聊了半个多小时的中国作家赵树理及其代表作后，才痛下决心掏出1.6元买下，回校后摩挲新书感到不虚此行疲惫全消。当年靠省吃俭用节余的钱而精心选购的诗集，与心潮涌动逐行抄录的名篇诗句，都收藏在我的书架里，每当翻读起这些拨动心弦的优美诗行，顿觉宛如迷惘中的一抹光亮，孤寂中的一股暖流，阴霾中的一阵劲风！
精心抄录的外国诗篇
我懵懵懂懂地有了写作的冲动。一天，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办公楼上的校报编辑室，鼓足勇气递上自己写的稿子，坐在门口桌旁的是张国臣老师，他认真看过稿子后，和蔼地对我说：“数学系的还喜欢写诗，不错。你回去改用方格稿纸誊好送来，我们再审一下稿。”很快，这首题为《归》的散文诗便在校报发表了。读诗写诗一度充斥着我的课余生活，在开封市化建中学进行教育实习批改高中生作业时，我即兴写就的《答中学生问》也变成铅字出现在校报上。有个星期天全班到黄河柳园口春游，触景生情，我诗兴大发，竟一口气写了十几首。为父亲贺新年或与同学通信也偶用长诗形式写就。这些诗稿灵感云集，浪漫狂肆，多是平铺直叙的分行而已，从思想到技法都很青涩幼稚，但日积月累也有厚厚的几本子，长短诗行拓下了我的心灵印迹。我还尝试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哦，那片柳叶》，投稿给甘肃《飞天》杂志后无果而终。为了提高创作水准，我订阅了风靡一时、由诗人流沙河主编的《星星》诗刊，挤到大礼堂听著名作家姚雪垠校友谈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创作经验，到中文系听电影《战上海》编剧何甦老师传授写作理论，在十号楼参加诗人曾卓、牛汉、蔡其矫联袂的创作座谈会，三人在诗坛风头正劲，我在图书馆借阅过他们的获奖诗集。为了磨练观察生活和文字表达能力，我坚持在日记中留下当天所见所闻，倾诉所学所思，渲泄所忧所怨，有时内容洋洋洒洒达千余言，走笔龙蛇至宿舍断电熄灯，继而移步走廊借着灯亮续完这项必做功课。沉甸甸的一大摞日记本，记录着我青葱岁月的喜悦与沮丧、质疑与不满、惶徊与朦胧，尘封着我多姿多彩多梦的大学时代。
日记记录了大学时代
1983年5月3日，校团委、学生会在大礼堂举办纪念五四青年节“开拓者诗会”，我的一首长诗《我要说》获得创作二等奖，奖品是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红楼梦》，朗诵此诗的同班同学白玫则荣膺朗诵一等奖，七九级张新的《生活·理想》获创作三等奖，让评委会对我们数学系的“文青”阵容刮目相看。6月，校党委宣传部、校团委举办纪念建党62周年征文活动，有数百篇作品参选，全校诗文精锐尽出，华钟彦、高文、于安澜等教授也赋诗献词并予以指导。隆重的颁奖仪式在大礼堂举行，我与数学系八一级的施邹（《一捧麦粒》获诗歌一等奖）、李修建（《希望》获诗歌三等奖）跻身于领奖者之列，走上主席台享受高光时刻，我以笔名“杨树”所写散文《露珠》获得三等奖，奖品是一部中华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露珠》全文被中文系八二级一位同学以洒脱的行书小字抄录后，展示在校办公楼旁的宣传橱窗里，我偶尔看到后颇为自得。我的作品先后被收入学校编印的《大学生诗选》和《诗歌散文集》。
“开拓者诗会“获奖名单
学校成立有羽帆诗社，以中文系诗歌爱好者为主体、新诗创作为特色，聘请著名作家魏蘶、端木蕻良等为顾问，囊括了校园一众诗歌发烧友。我也应邀加入，参与活动，并在社刊《羽帆》上发表作品。2013年12月，纪念羽帆诗社成立30周年暨《羽帆诗选》出版新闻发布会在河大举行，我的7首诗及访谈入选十卷本的《羽帆诗选》。我专程赴会助兴，与当年的诗友们欢聚一堂，其中多为活跃在河南乃至国内文学界的著名诗人。
我当时要好的朋友，是中文系八零级的杨吉哲、李霞和外语系八一级的杨莉藜。他仨都是崭露头角的校园诗人，吉哲在《青年文学》月刊、李霞在《中国青年报》、莉藜在《奔流》杂志发表诗作，持重的李霞和高个子的莉藜虽然名字像女性，但均系男生。诗和远方把我们牵在一起，彼此多次串门神侃，谈诗论艺，切磋琢磨，结下友谊。在吉哲提议下，我们踌躇满志地联手编书，遍查图书馆，编辑了一本以外国诗人歌唱中国为主要内容的诗集《中国大地之歌》，收录30多个国家计60多位著名诗人的80余首诗。成稿后，我们请中文系教授牛庸懋作序，牛先生系河南省外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他给予热情支持，对书稿编排及有关诗篇的增删都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并欣然命笔写序，在方格稿纸上一气呵成，后由杨吉哲誊录下来。书稿寄至广西漓江出版社后，刘硕良编辑来信联系，告知已编为“艺字17号”列入审稿计划，还提出了若干完善意见。遗憾的是后来出版计划搁浅了。我们还编选过一本《中外名人情书选》，期间曾结伴到刘思谦老师家拜访，拟请在文学评论界声名鹊起的她写序，她也应允了。可惜我们中的三人临近毕业，书稿只完成大半便人散曲终。这两部未曾问世的书稿，我都留有散佚的片断，聊以纪念。杨吉哲后来长期筹划图书出版，李霞主掌《河南工人日报》多年，二人在诗歌创作和评论方面成绩斐然，著有多部诗集，我们的友谊延续至今。杨莉藜先是留校，后远走美国，在十多年前的一通越洋电话后便失联了，不知身在异乡的他近来可好？
大学时代的青春诗行
大三之后，我担任系团总支宣传委员、学生会宣传部长，在系团总支书记赵振海、辅导员刘秀英老师的指导下，积极发挥所长，为推进全系宣传报道、活跃文化生活尽智出力。我们进行全系报道骨干培训，请校报编辑来系讲课；创办《学习与生活》报，我任主编，以八二级的几个同学为主力，用蜡版刻印后发至各班；积极组织参加校团委、学生会举办的征文、演讲活动；在“文明礼貌月”、校运动会等大型活动中办黑板报、壁报，写宣传稿件等反映系工作动态。一天晚上，同学张军突发急病，被大家肩背手抬送往校医院，值班的女医生临危不惧沉着处置，使病人脱离危险，亲历全过程的我以此为素材，很快写出一个报道稿送往学校广播站，次日晚饭时即全文播出了。通过共同努力，数学系晋身学校年度宣传报道先进单位。我们把全系各年级的文艺骨干组织起来，在假山前第一教室举办过几场诗歌朗诵、演讲、文艺晚会，并分别邀请外系同学表演节目，如中文系八零级的王宇秀朗诵自己的诗作、石应四演讲自己申请赴边疆任教的心路历程等。学校大力提倡学生参加校外社会实践，我们组织八二级8位同学担任北道门小学少先大队校外辅导员，向小朋友们捐赠260册图书。1982年11月11日，我和三班团支部书记王玉民到开封日用化工厂进行社会调查，写出调查报告《可喜的局面——来自开封日用化工厂的调查》，被收入学校编印的《大学生调查报告集》。我系七九级宋伟和许庆德的《一个家属院职工生活调查》、赵勇民的《家乡的变化》也收入该集，11篇获奖的调查报告中数学系就占3篇。
给校团委的请柬
系领导对我的工作给予肯定和鼓励，同学们也给力相助。1983年9月5日，在全校八三级新生开学典礼上，我被推举为在校学生代表致《祝你们奋飞》的欢迎辞。1984年4月，我作为数学系代表参加学校第九次团代会暨第八次学代会。
1984年5月，河南大学恢复校名。7月1日，我获得河大毕业证书和理学学士学位。还有一位化学系女生也同时获得上述证书和学位，我们相爱并携手至今。
迈出河南大学校门时，我揣着一份参军入伍通知书——我矢志报国，携笔从戎，投身激情燃烧的军旅生涯。
陪同原军委副主席迟浩田接见母校领导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我曾写过一首《母校述怀》，发表在2017年4月《河南大学报》上，距我此前在该报发表最后一首诗的时间已过去33年。现将该诗抄录如下，以祝贺母校河南大学110岁华诞！
明伦苦读经四载，
扬帆鼓翼壮情怀。
竞渡奋楫广涉猎，
比肩思齐多姿彩。
业成请缨披甲铠，
仗剑长吟新境开。
尝温年少意气盛，
塔影书香逐梦来。
2021年12月14日于北京
作者简介：
王志俊，男，1963年生，河南省扶沟县人，1980年9月，考入河南大学数学系。1984年7月毕业后参军，先后在解放军通信指挥学院、电子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大学、总参谋部机关、中央军委机关工作，历任区队长、政治教导员、处长、政治委员、系主任、室副主任、副局长等职，大校军衔。公务之余，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杂文等多篇。深入研究国际问题，曾任多家报刊的专栏作者或特约撰稿人，出版有专著《朝鲜战争演义》、《冷战后的首脑们》、《新世纪政坛女杰》、《权坛角力》、《巅峰逐鹿》、《权力赢家》、《权殇》、《从海部俊树到福田康夫》、《巾帼天下》、《迟浩田传》（合著）等。
